基层民警行政执法面临的困境分析

基层民警行政执法面临的困境分析基层民警行政执法面临的困境分析在我国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化进程持续深入发展，社会利益主体和诉求多元化的同时，居民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阶层流动存在一定的固化倾向，这就导致社会矛盾和纠纷空前激化，持续出现的综合性问题给政府治理和公共安全管理带来巨大挑战。

公安机关查处案件数持续在一个较高水平运行，同时由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普及，移动支付、网络沟通和互联网对传统行业产业的颠覆性创新改造，给居民生活带来便利舒适体验的好处之余，犯罪手段也逐步智能化、组织化、高科技化，以往需要面对面才能达到犯罪目的的违法活动现在可以依托网络远距离实现。

而公安机关的工作理念、处置能力和技术手段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与社会公众所期待的理想状态不相匹配，给基层警察的行政执法活动带来压力和挑战。

警察队伍需要在执法规范化建设、提升专业执法能力等方面多下苦功。

在外部环境中，社会治理方面，需要以政府为主，公安机关、政府和社会力量形成治理合力，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外部正效应。

挖掘内部潜力，在地方政府机构编制总量控制的背景下，进行警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力图实现在无增长的条件下改善警力，确保基层公安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2.1基层民警行政执法现状随着社会事务的日趋复杂，社会治安领域的内涵也大大扩张，公安机关基层警察是各项公安基础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员，对于基层工作，一般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来说明一线警察职能的多样和繁重。

在面向辖区群众开展工作时，既有“110”接处警工作和上级布置的打击任务，还有来自政府、上级公安机关、辖区的非警务活动要求，民警的执法能力和水平直接关系政府和公安机关的社会治理形象。

近年来，一些重大涉警舆情事件的发生，从舆论监督、队伍建设等方面对警察行政执法活动提出挑战，也深刻地推动着警务机制改革和民警执法水平的提高，社会整体法治环境改善，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逐步提升一是基层警察的法治意识明显加强。

通过在公安部指导下各级公安机关组织开展廉政教育和法治教育、业务知识学习、电脑及智能手机办公培训等，基层民警普遍深刻认识到，警察的执法权威来自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合法性是基层基础工作的基石，依法行使权力在警务工作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的地位。

经过学习，对于服务于群众的一线民警，更加牢固地树立依法用权的法治思维，注重办案流程的程序意识，公平公正地开展工作。

特别是公安机关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开展宣传和业务公众，拉近与公众的距离，公开接受群众监督，也快捷、便民、高效地为群众服务。

二是完善警察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建设。

在开展执法责任制工作中，国务院加大顶层设计力度，修订《公安机关督察条例》，公安部修订《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等一批部门规章，通过分解岗位职责、执法质量考评检验、责任追究，执法工作基本实现流程明晰、职责清楚、定期通报、责任到人。

同时，纪委监委持续加大执纪审查力度。

2017年，我国公安监察部门立案查处民警违法违纪案件10390起，给予党政纪处分8159人次。

2018年我国公安监察部门查处公安民警违纪违法案件7408起，给予党政纪处分6148人。

工作中突出重点，特别是对公安民警涉黄涉赌、为黑社会充当保护伞等恶劣违法犯罪行为，仅全国“扫黑第一案”山西闻喜盗掘古墓案就抓获516名涉案人员，查处充当“保护伞”的公安民警17人。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警察与社会公众关系较为紧张，警察的社会评价不高。

人民心目中标准的警察形象，是对人民群众热情和蔼是危难时群众的救助者。

对犯罪分子铁面无私，是正义的守护者。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大潮下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传统话语体系中的“农民伯伯”“工人兄弟”逐步失去政治上的光彩，还原为普通的工作身份的同时，警察的形象也悄然变化。

“周秀云案”、“雷洋案”、“于欢案”等影响力极大的社会热点事件，使得基层警察执法工作不断受到质疑，警民矛盾不断激化。

在各地年末政府职能部门考核评比中公安机关常常居于中下游。

然而，在和平发展的今天，职业危险程度最高的公职人员群体就是警察，大部分警察从身体到精神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在政府机构之中，公安机关基本上是仅有的24小时全天值班的公共服务部门。

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稳定、人民群众的安宁生活，警察队伍付出了巨大而沉重的代价。

在维护社会稳定和治安管理方面，警察开展大量的公务活动，由于相关立法滞后、政府部门协调不畅等诸多因素影响，民警执法水平尚未达到群众的心理满意程度，在人员相对短缺、工作量大、工作压力大的情况下，每年因公牺牲民警人数持续处于高位状态，尚未有扭转迹象。

反映在具体的数字上，根据公安机关的统计，2014年，全国公安机关有393名民警因公牺牲、5624名民警因公负伤，牺牲民警平均年龄45.3岁。

2015年，全国公安机关有438名民警因公牺牲，有4599名民警因公负伤，牺牲民警平均年龄46.3岁。

2016年，全国公安机关有362名民警因公牺牲，有4913名民警因公负伤。

2017年，全国公安机关有361名人民警察因公牺牲，有6234名民警因公负伤，牺牲民警平均年龄43．5岁。

2018年，全国公安机关有301名公安民警、141名警务辅助人员因公牺牲，1.2万余名公安民警和警务辅助人员英勇负伤。

从近年来民警牺牲的原因来看，显示猝死（过劳死）所占比例最大，基本占牺牲总数的一半。

在冰冷的数字背后，是警察逝去的生命和破碎的家庭。

按常理，作出如此巨大牺牲的队伍，应当得到全社会的尊重然而，当前暴力抗法、袭警事件时有发生，群众对公安工作的参与度不高，支持度不高，公安机关的公信力有所下降。

2.2基层民警行政执法面临的困境警察的行政执法行为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在一定的社会生活状态下存在并发展，与社会环境保持着互动和平衡。

警察的执法环境，是指警察的执法行为和社会环境之间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互动平衡状态，它制约并影响着执法行为的效果。

警察行政执法水平以警务系统规范有序的制度设计和执法人员的能力为依托，还依赖于外部执法环境的配合和支持，与社会执法环境保持共生、平衡的互动关系。

在当前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大环境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断发生着变化，居民的社会活动范围扩大，人口区域流动性强，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不断分化组合，呈现多元化共存的格局，由此也引发了很多的社会治安问题。

社会成员的法制意识、人权意识整体上大大提高，公共安全事务事关公众的切身权利和利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对于基层民警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公共安全时面临的执法困境需要予以高度关注。

一是社会结构和管理模式的深刻变化。

首先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和工厂，城市原有的绝对公有制经济结构瓦解，从“单位人”成为“社会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