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老兵忆：集体冻死的“冰雕连”吓退美军

志愿军老兵忆。

集体冻死的“冰雕连”吓退美军朝鲜冬季的最低温度要达到-40℃，成排、成连的战士因此冻死在山头。

在阻击美军陆战一师的高地上，当清晨美军进攻时，发现负责阻击的志愿军一直不开枪，还有几名战士握着手榴弹，吓得美军先头部队不敢贸然行动，直至几个胆大的美军爬上志愿军的阵地才发现，原来整连的志愿军官兵都在寒夜里被冻成了冰雕。

2本文摘自。

《文汇报》2013年10月25日第18版，作者。

单颖文，原题。

《寻找老兵》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参战，打响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先后有24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战士奔赴朝鲜战场。

历经三年的炮火洗礼，他们中有的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有的人却永远地留在了异国他乡。

对于回国的那些战士而言，那壮怀激烈的岁月是他们一生难以磨灭的印记，沁入血液，融入骨髓。

即使到了60多年后的今天，听到“抗美援朝”四个字，他们的双眸依然闪耀着光芒。

“一天是战友，一生是战友。

”一个志愿军老兵这样说。

63年来，有这样一群人，从年富力强到白发苍苍，一直在自发地、不计成本地寻觅着曾经的战友。

他们寻找的不仅是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不仅是那段无法磨灭的记忆，还是他们心中永不熄灭的理想之光。

我们关注这些“最可爱的人”，听这些也许不常记得眼前事的老兵精确地叙述当年的经历，不仅是为了重温志愿军战士当年的英勇顽强与无上荣耀，更是为了不让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蒙尘，以珍爱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和祖国边陲的安宁。

伴随着衰老而至的记忆力退化，一度让88岁的安传培很难利索地从1数到10，他时而不知道3后面应该是几，时而嘴里念着“5”，手上却比划着8。

“数字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

”他摇摇头对家人说。

直到三个月前，安传培接到个电话。

“对，我是安传培，参加过抗美援朝志愿军。

”然后，家人听到他不假思索地报出一串数字，“是20军60师179团1营2连……”为战友“千里走单骑”“老安同志，终于找到你啦!”当听到安传培报出番号，电话那头的刘石安激动不已。

刘石安今年82岁，与安传培一样，他曾是志愿军20军的一名老兵。

一次外出吃饭时，他偶然听人说起认识一位志愿军老兵，“我当时就把自己的手机号留给对方，请他帮忙联系老安。

”一星期后，这位朋友辗转打听到了安传培的电话，两人接上了头。

“之前听说老安是解放前从宁波入伍，曾经驻守上海，我就猜他可能是我们20军的。

”刘石安说，20军是诞生在上海的部队，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上海。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20军临时接到调令，军人们坐上不知目的地的“闷罐车”日夜兼程，直到抵达天津，领导让刘石安下车去买《天津日报》，他和战士们才猜测，他们可能是首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

后来，这支基本由上海子弟兵组建的队伍，成了在朝作战相对时间最长的部队，在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足足打了两年多。

从朝鲜凯旋后，20军还打过一江山岛等战役，由于建制至今仍在，战友联络也相对容易。

1970年退伍回到上海后，刘石安就给自己找了个“副业”—找寻20军抗美援朝的战友。

他为此买了辆自行车，每周日从位于徐家汇的家出发，骑车去战友家探望。

刘石安说，他通常一次跑3户人家，最远要骑两三小时路程去杨浦区，“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事，就大家一起聊聊天，见着他们我心里就高兴，就踏实。

”这样年复一年，刘石安联系上的战友从一开始的十几个人，到后来的几百号人，“现在我已经联系上了1200多人了，每年我们还要举行大型聚会”。

后来，随着年龄增长，刘石安不得不终止“千里走单骑”找寻战友的方式，改为写信。

在通信中，刘石安读到了不少战友记忆里的动人故事。

“这些好的作风与精神，难道不正应该留给后代吗?”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退休后的刘石安开始向一些战友约稿并编辑成书。

2009年，为纪念2010年抗美援朝出征60周年，他与另外几名热心老兵商议，请全国各地参加过志愿军的20军战友每人写一段回忆录。

为此，刘石安一个人担负起联络工作，通过写信、打电话甚至亲自登门造访向400多人约稿，最终收获了200多篇稿件，汇编成《抗美援朝日日夜夜》一书。

“战友里文笔好的特别多。

”刘石安说，他至今记得有位叫毛缨的战友，是位军旅作家，文笔相当不错。

“毛缨?!”听到这个名字，安传培记忆深处的弦被拨动了。

抗美援朝归来后，毛缨曾与他一同在宁波养伤，也是他找寻许久的战友。

上世纪50年代末出院后，安传培回到上海工作，毛缨则去了杭州，两人常有书信来往，后来因“文革”断了联系。

上世纪80年代，安传培有一次与家人去杭州旅游，特地循着20年前信上的地址去找毛缨，只可惜那里已换过几轮住户，打听不到毛缨的消息了。

“老刘同志，能不能麻烦您个事儿，帮我找到毛缨?”安传培问。

酷暑中的老兵聚会几天后，安传培收到了刘石安的信，信中说他联系了多位在杭州的战友，同时得知毛缨已在前几年去世。

读完信，安传培失神了很久。

“我们都到了这个岁数，走了也正常。

”他喃喃自语道，“只是走前没见上一面，终究遗憾。

”之后的几天，他总在懊悔当年应该多给毛缨去信，或者应该让小辈通过互联网帮他寻找，“一同在朝鲜打过仗，感情真的很亲”。

好在这封信之外，还有一份让安传培情绪高涨的文件。

那是一纸落款为“上海抗美援朝志愿军联络组”的邀请函，请他参加7月底举行的抗美援朝纪念活动。

这场活动的牵头人是该联络组的组长、今年81岁的何文俊，他在抗美援朝时期是装甲兵司令部的通信兵。

当年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时，何文俊是上海交通大学通信学院无线电工程专业的大二学生、校学生会通讯组组长。

“去参军时，我只与母亲通过一封信说了实情，家里全靠她‘打掩护’。

”何文俊说，他深知参军必将遭遇强大的家庭阻力，因为他生于富商之家，从小念的是贵族学校，考上名牌大学后，家人早早为他规划好了人生。

“但我那时只想参加抗美援朝，报效祖国。

”何文俊说。

说起一个甲子前的那场战争，何文俊总是谦虚地说，作为通信兵立功的机会大，伤亡的风险小。

但实际上，这位“何技师”却要冒着枪林弹雨维修各种坦克装备上的无线电设备，连朝军的无线电修复也需要他去支援，“当年会通讯技术的人太少，去朝鲜的全国就8个人，最后回来了4个”。

时至今日，无论是在装甲司，还是在步兵、炮兵、空军等兄弟作战部队，许多老战士即使叫不上何文俊的名字，也能一眼认出他。

在何文俊的不懈奔走下，现在上海抗美援朝志愿军联络组已经聚集起了3200多位老战士。

“7月底的纪念活动，我们从中邀请了100人。

”他说，88岁的安传培是与会者中年龄最大的。

尽管天气预报说当天最高温度将近40℃，家人很是担心安传培的身体状况，但看着老人已经为此兴奋了一周，谁都不忍心拂他的意。

最后，女儿决定陪他一起去。

通知上写着上午7点到人民广场集合，但安传培4点多就起床了，“其实一个晚上都没睡好，太激动了，...